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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龙论坛·这是一本号称研究一切的历史书,虽然不一定全对,但一定能改变你的世界观

2020年-01月-11日 16:37:04
 【摘要】摘要:但克里斯蒂安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生命是如何在这种条件下自发产生的,这一过程不但不违反熵增定律,甚至还是这一定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大历史”的定义,这门课无所不包,世间万物都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

腾龙论坛·这是一本号称研究一切的历史书,虽然不一定全对,但一定能改变你的世界观

腾龙论坛,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4期,原文标题《历史书的终结》,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

传统历史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断代史,代表作为班固所著的《汉书》和黄仁宇撰写的《万历十五年》。另一类是通史,代表作为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和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撰写的《全球通史》。这两类历史书都以古人留下的文字作为研究素材,很少涉及文字出现之前的世界。

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文字出现之前的所谓“史前史”也被纳入了研究范畴,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被极大地扩展了。再加上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等自然学科的成熟,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研究得更加透彻,历史研究的内容广度也被大大拓宽了。因为这两个原因,美国历史学家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这才能够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样一本奇书,试图用这3件事物来解释人类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这本书的成功带动了一个新的风潮,一大批以人类这个物种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书相继出版,都获得了不错的销量,其中就包括那本火遍整个中国的《人类简史》。不过,这类历史书大都止于现代智人,顶多再加上一点古猿的历史,很难再往前延伸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解释人类的一切,仅仅止步于灵长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往前走。问题在于,向前延伸多远才够呢?700万年前的那次猴猿分家?抑或是6500万年前发生的恐龙灭绝事件?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认为这都不够,因为他相信世间万物互为因果,要想弄清楚人类的一切,就必须顺着这条因果链一直追溯到世界的源头,从宇宙的起源开始讲起。

《起源:万物大历史》

克里斯蒂安于1946年出生于纽约,之后分别在尼日利亚和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本科上的是牛津大学,之后又在牛津拿到了俄罗斯历史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讲授俄罗斯民族史,却在那段时间里开始琢磨如何拓宽历史研究的范畴,将世间万物全都包括进来。1989年,他正式开课,为历史系新生讲授“大历史”(big history)。这门课从大爆炸开始讲起,把星系的诞生和生命的起源放在同一个参考系里加以研究,得出了很多令人惊讶的结论。

比如,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封闭系统的熵都是要增加的,这就意味着这个系统内的有序程度只能越来越低,最终变为一片混沌。但克里斯蒂安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生命是如何在这种条件下自发产生的,这一过程不但不违反熵增定律,甚至还是这一定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上面这个案例可以知道,“大历史”这门课的可信度和这个时代的科学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开始于一次大爆炸,不知道黑洞到底是怎么起源的,或者对dna的双螺旋结构一无所知的话,这门课必然充满错误。克里斯蒂安从小热爱科学,对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十分熟悉。他相信物理、化学、天文学和地质学等重要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家们已经可以用一种非常准确的语言描述各自领域的全貌了,这才有信心开设了这门“大历史”课。

从开课的那天起,这门课注定将会成为所有历史研究的终结者。因为按照“大历史”的定义,这门课无所不包,世间万物都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这样一门野心勃勃的新课程一开始时并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思考方式的价值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认可。如今“大历史”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克里斯蒂安被公认为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并被推举为“国际大历史协会”的主席。

今年是这门“大历史”课开讲30周年,克里斯蒂安专门为普通读者撰写了一本关于“大历史”研究的通俗科普书,名叫《origin story—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中信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取名为《起源:万物大历史》。无论是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内容都预示着这将是所有历史书的终结者,但就像著名美籍日裔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写的那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样,这本书也不太可能是历史的终结,因为科学还远未发展到能够解释一切的程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本书中学习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世间万物确实是相互连接的,要想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从世界的起点开始,研究世间的一切。

克里斯蒂安博士日前专程来到北京宣传此书,本刊记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学俄罗斯历史的,一开始在大学里教的也是俄罗斯民族史,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改行研究大历史的呢?

克里斯蒂安:上世纪80年代,我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开了一门俄罗斯历史课。我一边教一边想,如果我只教民族史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强化学生们的部落意识,让他们长大后只知道效忠自己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在古代也许是有用的,但在今天这个核武器的时代,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我自己小时候是在英国长大的,亲身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那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真心以为自己活不过明天了。于是我就想,能否找到一个办法,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变成一门课教给学生,让他们产生一种和爱国主义一样强烈的爱人类的情感呢?

于是我开始着手调查,发现不但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课程,全世界哪里都没有。正巧当时澳大利亚的考古学研究非常活跃,研究者发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刚刚走出非洲的那个年代,非常适合用来作为这门假想中的人类历史课的素材。我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想,意识到要想讲好人类史,绝不能只从现代智人的历史开始讲起,必须得讲讲猿到底是如何进化来的,哺乳动物又是怎么占领世界的。然后我又觉得这也不够,应该从生命的诞生开始讲起,但这就意味着必须再讲讲行星的历史,以及星系是如何诞生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往前推,最终意识到这门课必须从宇宙最初的源头,也就是大爆炸(big bang)开始讲起,因为我相信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预测未来,我们对历史追溯得越久远,对未来的预测就会越准确。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说服学校领导同意你开这门课的呢?

克里斯蒂安:这件事在绝大部分大学里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幸我所在的那所大学规模比较小,愿意尝试新东西。正巧1988年我们系原来负责给大一新生开历史入门课的老师辞职了,我毛遂自荐,条件是必须按照我的设想来教这门课。系主任组织老师们投票,大家同意了我的想法,便于1989年正式开了这门大历史课。没想到选这门课的新生人数非常多,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

现在想来,我觉得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但我们人类普遍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希望能在这些碎片化的知识体系中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能够把世间万物串联起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门课满足了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才会如此受欢迎。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课程又是如何教的呢?

克里斯蒂安: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样一门包罗万象的课程必须从科学开始教起,于是我去天文系、地质系和生物系等理科系请科学家们来为学生们上课。我要求他们在一个小时内把他们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解释清楚,大部分人都拒绝了我,只有少数人接受了这个挑战。事实证明凡是愿意来讲这门课的人发挥得都特别好,因为他们平时就善于做总结。不过,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和逻辑体系,很难找出共同点,所以这门课的头几年可以说是一团糟,学生们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我没有放弃,仍然坚持把这门课继续开了下去。其实我自己倒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科学,考大学时差点选择了科学专业。开这门课给了我一个绝佳的“借口”重拾科学。那段时间我不但听了很多科普演讲,还阅读了大量科普书,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史蒂夫·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等人写的书都非常棒,我深受启发。

就这样坚持了4~5年之后,一个完整的故事线索逐渐出现在我脑海里,这就是复杂性的渐增(increasing complexity)。我们的宇宙在一开始时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在自由能(free energy)的驱动下,复杂性逐渐增加,依次出现了新的原子、新的分子、新的结构和新的特征,直到生命的出现。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纳入到同一个叙事体系里,比如熵(entropy)这个概念就是一直贯穿始终的。

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就逐渐开始自己登台授课,当然我讲的内容大都是从那些科学家的讲义里来的,比如复杂性这条线索就是受到美国天文学家哈罗·夏普利(harlow shapley)的启发而想出来的。我虽然讲得不如科学家们专业,但我能更好地把他们讲的内容串联起来,为学生们讲述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目前看来,这个故事虽然还有一些漏洞,但我觉得它已经可以媲美传统历史学家们讲述的那些历史故事了。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100年前也有一个人开了这样一门大历史课,他的教学大纲会和你的有哪些不同?

克里斯蒂安:最晚在100年前,人类的知识体系还是统一而又完整的。19世纪中期之前,大历史还是一门显学,像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一直试图用同一套科学理论解释一切。但在19世纪后期,新的科学知识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那些研究大历史的人被搞糊涂了,所以这门学科突然消失了。但到了20世纪末期,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大量过去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答,于是学科之间的连接就变成新的研究热点,大历史终于获得了重生。

另外,大历史研究之所以在19世纪末期突然消失,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科学研究水平还不够高,漏洞太多,所以很多大历史研究者只能用意识形态去填充漏洞,马克思就是其中之一,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纳粹意识形态的出现则是另一个案例。但这不是大历史的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放弃大历史,而是续写一个更好的大历史,因为现在各个学科已经发展得非常深入了,很难再塞进意识形态私货了。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现在的各种科学理论多如牛毛,但如果要想把世间万物统一到同一个故事线里去,所用到的科学理论就不能太多,请问你这门课里用到了哪些具备普适性的科学理论?

克里斯蒂安:涌现理论(emergence)是我最常讲的一个普适理论,因为它解释了复杂性的由来。一个复杂系统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比如生命就是这样。但组成复杂系统的各个组分单独存在时却没有这个特质,比如蛋白质和氨基酸等各种有机分子,涌现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过程。

世界上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每次我们看到一种全新的事物出现,总会感到十分惊奇,觉得后面是不是有什么魔法师在操纵。但科学家不相信魔法,按照科学的解释,所有新事物都是旧有事物的重新组合而已。但这种组合能够产生出全新的性状,这就是涌现理论的基本原理。

除此之外,达尔文主义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普适理论。但我有点犹豫,不太愿意在课堂上激进地去推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曾经被滥用过。我教这门课,必须了解每个领域的历史是怎样的,现在的语境又是怎样的,痛点在哪里,禁区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们在当下的语境里去理解这个概念。

归根结底,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我的工作更像是一个翻译,把专业的科学概念翻译成学生们能懂的语言,所以我一直试图避免那些有争议的理论,除非这个理论太过重要,无法避免,比如相对论和量子理论。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这本书中选择了8个节点(threshold),把世间万物的发展过程分成了8个阶段,请问你这么做的根据是什么?哪些节点是必然会发生的,哪些只是巧合?

克里斯蒂安:分节点的想法并不是来自某个科学理论,而是来自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开设大历史课的时候。美国学生总是管我要考试提纲,于是我就想出了这个办法,用8个节点把这门课分成了8个部分,便于学生复习。后来我发现这个分段法正好可以作为一本书的结构,于是我就沿用下来了。

现在看来,第一个节点(大爆炸)因为了解太少,说不好,但第二和第三个节点(星和星系的出现)是必然的,第四个节点(分子的出现)应该也是必然的。第五个节点(生命)有点不好说,尤其是多细胞生命的出现,不敢说一定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倾向于认为如此。但一旦多细胞生物出现了,那么接下来生命必然会朝着体积越来越大,神经系统越来越复杂的方向进化,最终占领所有生态位,发展出复杂的生物多样性,所以第六个节点(人类的出现)应该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最大区别就是进化出了语言,从而进化出了集体学习的能力,从此我们积累信息的速度呈指数增长,最终必然产生高级智慧,所以第七和第八个节点(农耕的出现和人类世的开始)似乎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本书出版后,这8个节点的分法遭到了很多质疑。比如有人认为多细胞生命的出现应该被视为一个节点,也有人认为国家的出现应该被视为一个节点,更多的人则质疑我这个分法是不是把人类的地位放得太高了。这些建议都很好,我会认真考虑的。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现有的这套理论体系,大历史研究能否帮助我们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呢?

克里斯蒂安:历史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讲故事(narrative),只要前后连贯就行了。另一种是讲逻辑(logic),需要构建一条严密的逻辑链条,解释所有的一切。中世纪的神学家也有这个分歧,有的人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基于神学的逻辑链条去解释世界起源,有的人只是想讲个完整的故事而已。

当然了,真正的历史研究往往两种方式都有,19世纪的德国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可能是第一个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人。但我的本能告诉我,目前我们尚不能把每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都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所以我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即把各种事件通过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但也有科学家正在试图采用第二种方式来解释宇宙,比如提出宇宙演化理论(cosmic evolution)的美国天文学家埃里克·沙松(eric chaisson)就是其中之一。

我过去曾多次强调过,我的这个大历史故事不是基于决定论的,因为自然选择面临无穷多的偶然性。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恐龙的灭绝,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物种大灭绝事件,这就相当于重新洗牌,我们是无法预测洗牌结果的。

三联生活周刊:自从开了这门课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科学发现让你改变了以前的想法?

克里斯蒂安:很多新发现改变了我们这个大历史故事的叙事方式,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现宇宙膨胀在加速,这就改变了宇宙起源的故事线。还有就是生物进化领域的很多新发现,比如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的进步,让我对进化论的信心不再像过去那么强了。经典进化论的核心是生存竞争,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之间不仅有竞争,还有相互合作,甚至有可能后者才是生物进化最大的动力。

还有一个新发现对我影响很大,但我不太愿意直接说出来,这就是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拉夫洛克认为地球是一个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机体,但这方面的证据不够充分,大部分科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不过,我最近在研究地球的温控系统,发现太阳在40亿年前的光照强度比现在要弱30%,但这么多年来地球的大气温度居然一直保持相对恒定,变化幅度很小,这件事非常不可思议。我认为现代科学必须对这件事做出解释,否则我们这个大历史故事就是不完整的。

事实上,我之所以相信现在是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开始,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终于开始干扰这个强大的温控系统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们必须加以重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多次说过,之所以要研究大历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你在书里也提到人类具有独特的“集体学习”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否保证人类一定会有个光明的未来呢?

克里斯蒂安: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和集体智慧(collective wisdom)不一样,前者只能保证信息的积累速度呈指数增加,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设计出最佳方案。同样,前者只能保证人类的技术水平会一直提高,不能保证这些技术不会用来毁灭人类。我们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发现外星人?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外星人被自己发展出来的高科技毁掉了。

如果将来真的发现了外星人,很可能人类立刻就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了,希望我们有机会等到那一天。当今世界确实有自我毁灭的迹象,比如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差一点升级成核战争。不过,我个人并不相信你死我活的竞争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因为我们大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不相互合作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联合国就是相互合作的好例子。事实上,虽然现在的联合国还不够强大,但我已经在航空、环保和传染病控制等诸多领域看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相互合作的案例,所以我对未来还是很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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